2017年,美国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《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:世界剧场》,我们暂不谈及其展览选择的独特视角,仅从其目的性意义上看,这次展览基本宣告了具有“中国性”议题的当代艺术的完结,面对经济全球化局面下继续发展的当代艺术,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不足以支撑其良好的发展。
但是,我认为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时期,在这个时期里艺术家们能重新获得氛围良好的创作环境,一部分坚守深刻议题的艺术家能杀出重围,中国当代艺术“景观”的再造也具有一定可能性。站在国际化的情境中看,随着智能化科技的推演,工业化文明的升级,人的伦理道德改变尤其可以在形而上的层面上重新建构起新的视野。
在中国,文化艺术产业的重点发展已经不可逆,当代艺术的创作将更趋向于大众化和娱乐化,被消解的精英化模式很难重新建构,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将受到资本化流动趋势的影响,进入到全面跨界和升级阶段。艺术家的手头工作也在慢慢发生转变,艺术语言和创作不再以建立起具有殿堂性信仰为出发点,而是脱离白盒子空间,走向公共艺术领域,介入大众生活——当代艺术从高冷走向快消,逐渐干预和改变人们的日常情境。进一步推演,公共艺术领域的创造力将在中国得到某种发展,未来中国政府的主导将起到重要作用。此外,随着国家政治方向的影响和驱动,我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将对当代艺术的撰写产生影响。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以“后传统”话题带来的文化艺术输出这种大范围的讨论,或许是当代艺术迄今为止讨论“传统”的最佳时期。从艺术家个体的塑造来看,时代对于中国艺术家的要求越来越高,优秀的艺术家个体需要承载的创造能力及个人素养也会是更为综合,他们越来越会成为文化艺术的综合性人才,而不再像以往那样,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成为一个经典的缩影。
40年前,一群艺术家们没有进入中国最高规格的艺术展厅,却进入了历史;40年后,当代艺术是否会从艺术权力的象征——白盒子美术馆群中走向日常的时空,这两者或许是一次极为有趣的对照。归根结底,无论我们如何构造过往的艺术历史,其最终目的不是找到所谓的“正确”未来,而是作出一种准备,不再在“当代”留下遗憾。